让职能转变释放更多改革红利,简政放权有助释放改革红利

从性质上来讲,行政审批是现代国家管理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事务的一种重要的事前控制手段,它存在于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之中。在我国,由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“后遗症”远未消除,如今行政审批已被日益广泛地运用于许多行政管理领域。根据统计,我国现有150多个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章对行政审批作出了规定,这些规定涉及国防、外交、公安、经济、城市管理等20多个领域、50多个行业。

“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”。为了把此次政府职能转变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,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任务分工,将《方案》内容分解细化为72项任务,逐项明确了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。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,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,“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”、“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行政审批事项”,“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,言出必行,说到做到,决不明放暗不放、避重就轻,更不能搞变相游戏”。这充分表明了本届政府的决心和勇气。因此,我们完全有理由、有信心相信,随着决策层和监管层的强力推动,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响应,政府职能转变一定能够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,惠及民众和民生。

改革开放30多年来,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,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。但在高速增长的同时,以政府主导为主要特征的“中国模式”也饱受批评。这其中,行政审批范围广、手续多、时间长、效率低成了阻碍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。

诚如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的,“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,也是发展市场经济、法治经济的保障”。此次改革把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,以更大力度,在更广范围、更深层次上着力推进,目的就是通过大幅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,真正向市场放权,发挥社会力量作用,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,从而进一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。这对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,释放更多改革红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不过,应该清醒地认识到,在经过历次大刀阔斧地简政放权后,现在剩下的都是难以啃动的“硬骨头”。因此,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,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要求,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,把该放的权力放掉,把该管的事务管好,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,最大限度地使“改革红利”持续涌流出来。

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分别在1982年、1988年、1993年、1998年、2003年、2008年经过六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。每次改革之后,政府在权力配置上更为科学,行政理念日趋服务而非管制,更加注重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微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。

国际上普遍担心,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,中国的“改革红利”正在逐步消失。但实际上,只要我们继续高举改革的旗帜,深化包括行政管理体制在内的各项经济社会制度改革,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就会再次被激发出来。事实上,相较于其他事业的改革,行政审批制度的“改革红利”可能最大,也是成本最小、见效最快的一项改革。通过减少审批环节和审批范围,可以极大地减少市场交易成本,在刺激民间投资、扩大居民消费、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等等方面,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。

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,我国适时进行了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”、“扩大内需”等方面的战略部署,从而使得我国经济在世界上率先企稳复苏。但是,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,在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,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仍然显得有点缓慢;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的新动力(310328,基金吧)也在找寻之中。能否解决这一难题,不仅关系中国经济的未来,而且关乎人民的福祉和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。

因此,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几乎都是将减少行政审批作为突破口。2001年以来,国务院分6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。本届新政府上任以来,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国务院就两次召开常务会议,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。

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,研究加快推进机构改革,重点是抓紧把政府职能转变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。会议强调,要把职能转变作为新一届国务院工作开局的关键,把减少行政审批作为职能转变的突破口。

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指出,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,是释放改革红利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。毫无疑问,加快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步伐、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,这在当前启动新一轮改革、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、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背景下,显得十分紧迫而又必要。

“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”,决策层已清晰地认识到,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打破固有利益格局,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,把市场能办的,多放给市场,社会可以做好的,交给社会,充分发挥市场力量,激发市场活力,才能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。我们注意到,在此次全国人大通过的“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”中,重点强调要减少和下放投资、经营活动等方面的审批事项,将该取消的取消、该下放的下放、该整合的整合,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。如果这些能够尽快地落实的话,一定会激起广大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创富活力。

一方面,行政审批项目范围太广,是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主要表现。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,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清晰,凡是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,政府一般都采取不干预的做法。这也就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“小政府、大市场”结构的根本原因。反观中国,也正是由于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过多过广,才形成了“大政府、小市场”的格局。另一方面,行政审批制度不规范极容易导致权力寻租现象,腐败问题突出。行政审批制度背后隐含的一面就是“公章政治”,在缺乏监督机制的情况下,少数官员就会运用手中权力索贿纳贿,不给钱不办事。而审批程序越多越复杂,企业或者居民需要付出的“权力租金”就越高。不仅如此,行政审批制度的异化还成了一些地方政府乱收费的“噱头”。从行政审批的现实来看,许多行政审批权力,从设置的那天起就带来了一批收费项目,形成了“权力支持收费,收费养育权力”的怪圈。